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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視道德法律化
 

摘要: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 時代向社會主義道德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然而,目前的道德狀況與社會的發展和要求卻大相徑庭。不正之風蔓延滋長, 新的違法犯罪不斷產生的種種不良現象,究其原因,無不與道德乏力有關。所以道德法律化是有一定的必要性,但法律在依法治國中的作用和地位都是道德所不能取代的。因此,要正確看待法律道德化問題。
關鍵詞:道德  道德法律化  德法兼治

一、何為道德法律化
什么是道德法律化?顧名思義,道德法律化也就是道德具有了法律的屬性。道德是在一定物質生活條件下生活的人們關于善與惡、美與丑、公正與偏私等觀念以及與此相適應的行為規范的總和。法律是掌握國家政權的階級通過國家立法活動,將本階段的意志和利益上升為國家意志,并以國家強制力來保證實施的行為規范的總和。道德的作用主要表現為對人們行為的規范和誘導,其實現方式主要依靠輿論督促、內心修養和習慣驅使,因而道德在社會職業和家庭生活中影響廣泛而深遠。但道德也有局限性,它對嚴重危害他人或社會利益的行為只能譴責而不能制裁。而法律則不然,它明文規定什么可以為、什么不可以為,以國家強制力為后盾,既有引導、推動作用,更有懲戒、防范作用。但法律并非萬能,對雖“缺德”而不犯法的行為往往無能為力?梢,道德與法律都是規范人行為的一種社會規范。但作為行為規范的道德準則,對行為的要求,不限于最基本、最起碼的要求,而是包括著
共產主義道德的最高層次的要求。法律準則對行為的要求,則是一定社會的全體成員或全體當事人都能達到,且一定要達到的最基本、最起碼的要求。顯然,法律準則對行為的要求低于道德準則,法律是最低的道德。
    所謂道德法律化,也就是說,有必要通過國家立法機關的立法活動,或者采取其他的方法,將占統治地位的一定(最低道德中需要使用強制手段)的道德規范上升為具有國家意志性,并以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法律,或者使其具有法律效力。其目的是借以保障道德規范的實現,促進社會精神文明的發展。
二、道德法律化與中國傳統
法德兼治的思想在中國奴隸社會就已現端倪,為許多統治者所重視,無論是“以德配天”、“德主刑輔”的思想還是儒家的人治思想,都在不同程度上強調法、德兩手在治國中的運用。法律以及形而上學的法律思想也隨之產生。上古時代兵刑不分、刑罰一體,是不可能產生統一的法律思想。夏商時期,人們一致認為最高的刑罰來自于天。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人們認識的進步以及殷商代夏、西周代商的事實一再發生人們對神權產生了懷疑。為了繼續利用神權加強主權,西周統治者吸取殷商統治者對人民過于殘暴而亡國的教訓,提出了“以德配天”的君權神授說。在這一基礎上,產生了“禮治”、“明德慎罰”的法律思想。禮的范圍很廣,“夫禮者,所以定分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禮不決。”[1]禮,無所不包,它既是西周初期基本治國方針,又是西周的根本大法;既是倫理道德的最高準則,又是司法行政的基本依據。
秦始皇只有法治,忽視德治,社會難以安定、發展,統治者的地位是難以鞏固的。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到隋唐,進入了鼎盛時期。但由于隋煬帝的奢侈腐化,濫用民力,忽視德治,隋朝僅存在37 年就被農民起義瓦解了。隋朝的滅亡為唐朝提供了深刻的教訓。唐朝統治者從歷代王朝的興衰成敗中認識到“仁義,理之本也;刑罰,理之末也。為理之有刑罰,猶指御之有鞭策也。人皆從化,而刑罰無所絕;馬盡其力,則有鞭策無所用。由此言之,刑罰不可致理,亦已明矣。”[2]“求木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3]“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 [4]由于開明的君主采取“德主刑輔,以德為綱”的治國手段才成就了唐朝的繁榮盛世。
以上情況說明,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儒家的“德治”思想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中占有“獨尊”的地位,在中國古代治國理念中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傳統的“德治”實質上是“人治”。傳統的德治十分強調道德的教化作用,輕視法律的強制作用。
三、道德法律化的必要性與局限性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 時代向社會主義道德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然而, 目前的道德狀況與社會的發展和要求卻大相徑庭,F在社會上已經出現了道德滑坡、社會責任感下降的現象, 有些人唯利是圖、見利忘義、見死不救, 看別人的災難袖手旁觀, 遇人問路還要報酬, 甚至出現了傳統美德羞澀退避, 封建迷信陳渣泛起, 嫖娼賣淫死恢復燃, 不正之風蔓延滋長, 新的違法犯罪不斷產生的種種不良現象。究其原因,無不與道德乏力有關。
道德是一種特殊的社會規范, 它形成于人們的共同物質生產和生活中, 通常存在于人們的輿論中, 它沒有特定的表現形式, 屬非制度化的規范, 更不具有國家強制力的性質。它的實現主要借助于傳統習慣、社會輿論和人們的內心信念, 與具有國家強制力的法律相比, 其保證實施的條件稍遜一籌。也正是由于道德規范缺乏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這一條件, 道德基本功能的實現和社會作用的發揮, 往往受到許多因素的制約和影響。在這種情況下, 道德原則、道德規范就難以為人們自覺地能動地理解, 遵守道德也就很難完全內化為人們的自覺行動。加之, 市場經濟的負效應, 一些令人痛心的不良現象的出現, 也就不可避免了。
眾所周知,我國傳統法律文化里充分反映了中國人傳統的倫理價值觀(這里不論這種價值觀的好壞)。倫理道德性不是傳統法的缺陷,缺陷是其泛道德主義。也就是說,在社會規范的結構體系中,法律成了道德附庸,從屬于道德,喪失了其獨立的地位。在價值追求上,法律體現的不是抽象的人或者說是社會中所有人或大多數人所要求何需要的一種倫理道德觀,而是體現了統治者為了維護其統治而選擇的倫理道德思想,統治者為了維護其統治由其衛道士通過對各個學派學說的篩選何融合,最終選擇了融合各家思想的中國正統儒家思想作為其進行社會調整的工具,即“天人一體”、“君權神授”、“尊卑有序”等思想,而以這種思想為指導形成了“以禮入法”、“德主刑輔”等法律思想。道德在整個社會中的力量非常強大,成為社會調整的重要工具。概言之,傳統中國的法律文化以倫理道德為基礎是沒錯的,但一是由于這個倫理道德的不全面性或者不完全正確性,二是由于過分強調道德的社會調整以至超過了一個度,使其有了泛道德主義的結果。因此,法律應該以一個社會中的普遍道德水平為基礎,并把這種道德要求體現出來,但要防止泛道德化,同時,法律還要注意引導人們形成更高的道德標準。
四、正確對待道德法律化問題
1、“道德尤如哨兵,它保衛著法律,不叫任何人違犯;相反地,如果缺乏道德,就會使人忘記或忽視法律。” [5]必須科學認識道德與法律的關系。法律具有公平性、普遍性、穩定性和規范性等特點。法治可形成一種機制,保障社會穩定有序地發展,但它只能管理人們的外部行為,對人們的內心世界無能為力,而德治強調的是內外的完善統一,要求自我奉獻,道德追求的是比法律更高層次的境界,靠自覺而不是以強制實現自身的價值,但是把國家治理的希望寄托在道德完美的統治者身上,是不科學的。單靠道德來維護是靠不住的,難以避免“人存政舉,人亡政息”。由此可見法和德是可以互為補充、相輔相成的。它們具有相融性、相異性、相濟性。
2、必須堅持“依法治國”為主。“以德治國”是對“依法治國”的補充和完善。從字面上來看,“依”字肯定法是治國的基本依據,強調了法的權威和地位,而“以”字是指立法、司法、守法要滲透一種道德要求,國家在貫徹“以德治國”方略時應采取提倡、引導、鼓勵的態度來感召和勸導為政者和社會成員。有人針對當前中國道德滑坡、人們缺乏社會公德的現狀,提出學習歐美的做法,將社會對公民個人的道德要求納入法律,通過道德的法律化提高國民的道德水平,培養國民的熱愛心、責任感和勇敢心。[6]他們把道德滑坡的原因歸結于法律的缺失,而忽視了中國與歐美國家在法治傳統上的差異,歐美國家的民主和法治所根植的法律文化是中國所不具備的。由于有公民普遍懂法、知法、守法為前提,使得將某些道德規范寫入法律成為可能。而在中國,儒家的“人治”、“德治”思想一直是兩千多年中國封建社會的統治思想,這種思想像一種頑疾仍然影響著當今中國,盡管中國社會正在向法治社會邁進,但就現在的中國仍擺脫不了人情社會的現實,等級觀念、宗法觀念等深入國人骨髓,絕大部分中國人的法律意識還很淡薄,如果連現有的法律都得不到遵守,那么像西歐國家一樣將道德規范寫入法律,對于推行道德又有何用呢?因此,我們既不能過分夸大道德的社會作用,也不能通過強制力要求社會成員遵守。
3、在道德法律化問題上要防止急于求成的思想。我們當前的要務“是在公民中形成一套法律至上、唯公平、正義、權利至上的倫理道德”[7],提出“以德治國”不能僅僅理解為提倡廉潔、謙讓、奉獻等等,而更應該宣傳、教育“民主”、“公平”、“正義”、“權利”等法律精神和文化。有了這些意識,才能有守法的行為,法律得到遵守,也才能更好地促進道德的施行。
4、做好普法教育。在中國這樣一個有著13億人口和傳統“人治”思想的大國進行一場全社會的思想啟蒙談何容易。中國的大部分民眾,尤其在人口占絕大多數的農村,對于法律不甚了解甚至一無所知,既不懂得服從法律,更不知道運用法律,必須“宣傳教育民眾如何地運用法律維護自己的合法權利和自由,捍衛法律的權威,如何主動參與法律的監督,抵制任何置個人意志于法律之上的行為。”[8]在社會上營造出“民主”、“法治”、“平等”、“自由”的良好氛圍。只有民眾懂得法律了,知道法律的益處了,法律才能得到遵守,道德法律化才有實現的可能。
參考文獻:
[1]《禮記·曲記上》
[2]《貞觀政要·公平》
[3]《貞觀政要·君道》
[4]《唐律疏議》
[5]馬布利 《論公民的權利和義務》 《馬布利選集》 第152頁
[6]范忠信 《儒家倫理與法治精神》 載《中國法學》2000年第5期
[7]范忠信 《儒家論理與法治精神》 載《中國法學》2000年第5期
[8]劉軍寧 《從法治國到法治》 載《公共論從》第3 期 三聯書店1997年版 第11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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